他离开故乡小城的那年，不过22岁，刚刚被县上的广播站招成为记者。在那之前，他是乡下一问学校的民办教师，别人用来打牌、饮酒的时间，他用来在一盏朦胧的灯下读书、写作，终于给人发现，到了县城，却依然不甘心。又给他碰到一个机会，到了省城。
　　她那时候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岁数同他差不多，一样喜欢文学，早上去上课的路上，可以听到广播里在播出他写的文章，夜间辅导完了夜自习回家的路上，同样能听到他的文章。小县城的街道上，绿阴沉沉，他的文章被配了音乐：由普通话很标准的播音员念出来，似乎格外动听。她终于红着脸去广播站找他，留下一封读后感般的信。就这么熟悉了。那是文学烟尘滔滔的80年代，这是文学青年标准的熟悉方式。
　　他们在县城周围的麦子地里散步，在落日的余晖里谈论小说，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说什么话，只是默默行走着，似乎那样默契地行走着，就已经是一种约定了。
　　所以，他走了过后，她一向不谈婚嫁，有点时间，就用来给他写信。学校的事儿，读了什么书，都不厌其烦地通知他。
　　他一封封地回着她的信，通知她，他有了机会念大学，又熟悉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大人物的青睐。一年，五年。十年，他的境况在发生转变，写给她的信却从不曾中止，从他的信里，她知道，他成为闻名的评论家，有了怎样显赫的声名，围在他身边的是些什么人，他的敌人是谁，他陷入了怎样的论争，他被怎样指斥，他的单身状况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非议，他的疲倦，他的振奋，他的思考，另有，他从不曾示人的，温柔的一面。
　　她始终没有结婚，逐渐成为别人口中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姑娘。但是，在她写给他的信里，他能感觉到，她那安静的、平和的、纯净的心，她安慰他，和他一路回顾他们在落日下的麦子地边度过的时光。她似乎成为他在名利场上争斗到疲倦过后的一个退身之所，一块绿地。
　　所以，他们小心地、刻意地从来不提婚嫁，不提“爱”，也从来不表达比“温柔”和“体贴”更多的东西，似乎当她成为他世俗的妻，当这块绿地一旦真正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就会失掉最初的距离，而他也就从此没有了一个退让和休憩之所。
　　就这样，20年已往了。有天，她守着学生上夜自习，突然之间之间之间伏在了正在批改的作文本上，再也没醒来。她死在了讲台上。医生说，只有最心力交瘁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知道她去世的新闻时，他正在参加一本新书的首发式。在岑寂地发完言后，嘈杂的宴会厅里，他找到了一间没人的会客室，在阴郁中坐了好久，有人闯了出去。打开了灯，他咆哮着：“你他妈的把灯关闭!”在重新到来的阴郁中，他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