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有一个怪现象，喜欢鼓吹战争的居然是一群文人，而真正的将领们反而比较爱好宁静。 　　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上下都信念百倍，议员们鼓吹好战的论调，希望能称霸欧洲。然而德意志统一的功臣､军事家毛奇，却在德国国会上严厉警告这些奢谈战争的文人政治家，一旦开战将是极大的灾难。他甚至用诅咒的口气说：“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洋火丢进炸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我国历史上，文官好战､武将主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尤为显明。晚清书生如张謇､文廷式等，都尽力主战。 　　清朝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发现，中国历朝历代，以南宋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到南宋以后，却一变而为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而且往往在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静局面的时候，书生却显示得尤其好战，慷慨鼓动。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在宋朝以前，封建王朝的军队都是由专业军人，也就是武将们统率的。在那个时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军事，只有披上铠甲，亲自参军。比如说东汉的班超直接投笔从戎，戍守边塞。 　　自宋朝起，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天子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官。 　　但这些文官对儒学和品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此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现实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结果明明应该由武将拿念头的战略战术，被外行文人一搅和，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南宋以后的王朝，在军事上往往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文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的确显示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气，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军事，如明末史可法守扬州，虽然他是忠臣，但以军事看法看，他事先的部署是完全失败的。 　　文人何以主战?他们不能从纯军事技能的角度考虑战略，认为军事将领不值得信赖，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主要；多数未经历战争，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 　　法国大反动时期战争刚爆发时，微分多少之父加斯帕·蒙日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慷慨鼓动地宣布他要看到贵族们的人头落地。现实上他却是十分文弱的书生，甚至不愿意人们当他的面杀一只鸡。 　　1962年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虽然印度内部资深的将领普遍不赞成和壮大的中国开战，但总理尼赫鲁受到议员们狂热爱国情绪的煽动，并屈服于这种压力而迫不得已执行“前进政策”。而当印军溃败后，新德里却又一片恐慌，好战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先前他们不肯多拨预算给军方，而此后则“险些想要多少就给多少”。主战的文人在战前指责武人怯懦，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 　　坐在飞机上扔炸弹的人，心里一定没有背后用刺刀杀死一个人所受的冲击大。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当远离杀戮现场时，对这种做法就变得麻木起来，伤亡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