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疏忽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即将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纳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像是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像是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减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代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像是，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像是，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像是，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授课——他有个曾经震动中原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最终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式，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细微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像是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兴隆，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炎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儿；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儿；对抗时间，就用花朵儿。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通知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丽都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