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不幸，让鲁迅遭受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到日本留学后，决定学医，希望学成过后，可以返来“救治象我父亲(father)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病，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是，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的初衷。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在日本时，他写了许多深刻的文章，并和弟弟周作人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落寞之际，鲁迅本想去德国，但经不住母亲的请求和经济上的压力，他最终在29岁时选择返国。返国后，他先在浙江绍兴任教，之后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一个人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最剧烈动荡的时候，鲁迅本应在此时大展拳脚，摇旗呐喊，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反动为幌子的政治秀后，他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始终以嫌疑的态度冷眼旁观。他宁愿以收古董、抄碑贴、读佛经的方式默默地打发时间，也不愿参与喧嚣动荡的社会现状。然而，这种百无聊赖的清静生活对心怀壮志的鲁迅来说，也有着说不出的苦涩。

　　但是，一本杂志和一个青年却打破了鲁迅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本杂志就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而这个青年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挚友，他在为杂志寻找优秀撰稿人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周作人很爽快，但鲁迅却迟迟不肯答应。钱玄同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劲头，想方设法鼓动鲁迅为《新青年》写稿，但鲁迅一向不为所动，直到两人谈到“铁屋子”比喻时，鲁迅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鲁迅不愿出山的原因很简朴：“如果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拯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钱玄同却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破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终于被说服，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宣布。自此过后他一发不可收，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这一年的鲁迅37岁，离他去世另有18年，但这短短的18年，却是鲁迅笑傲江湖、所向披靡的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