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毕业、新来的同事和我聊天，小伙子能力挺不错，大概是“初生牛犊(calf)不怕虎”，在我这个公司“老人”面前一副舍我其谁、壮志凌云的样子。当他聊到公司的现状、包括问及公司许多同事的状况时，我显明感觉到他对公司老一辈不以为然和对自已无比自信和期待。

　　人不狷狂枉少年。七年前，我也是以这副面貌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的。看到面前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小伙子，我觉得我真是职场的“老团鱼”了，一时感慨无限。然而，以往的经历通知我，小伙子这种咄咄逼人的野心和锋芒毕露不是一件好事。我想，我是一个安分守已的人，倘且对他的言行会产生几丝不快，要是换成他的顶头上司大概与他有利益冲突的同事，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反感多少。说不定，小伙子还未上路，就因为野心勃勃而栽到他人为他设置的陷阱中去了。

　　惺惺相惜，尽管小伙子的言语不是那么恭敬，但联想到自己当年初入职场的情形，我分明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忍不住对他发起，少说多做，少说话没弊端。

　　少说话没弊端。这是一句非常简朴的话。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会引起众多职场“菜鸟”的正视，也不知道有人是否会因此认为我这个职场“老油条”在倚老卖老，老气横秋，老于世故。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讲了一句真话，虽然这在一些正人正人看来有点消极和一乾二净。

　　从无数的经验教训看，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式来显示，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能性手段。我很佩服许多人熟谙此道而且随心所欲，也因此光辉腾达。本想举几个亲眼看到的例子，但担忧有人对号入座，惹事生非，所以举几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说说，希望大家理解少说话的利益。

　　1、东汉名将马援

　　两天前，对于马援是谁我还一无所知，因为写一遍怀念蔡锷逝世90周年的文章，无意中发现了孙中山为蔡写的一副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事先不知道马伏波是什么意思，查阅资料方才知道所谓的马伏波，是指东汉名将马援。进而知道了马援的一些故事。

　　据悉，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已往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憎恶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做法，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不对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郑重，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真是慧眼如矩。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当他被光武帝刘秀背后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他看时，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而马援告诫子侄不论人长短、不非议国事的事自此深入人心，成为日后保全其家属的一道有利武器。

　　2、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是蒋介石、毛泽东推崇的名臣。大家熟知他的，除了他带领湘军打败太平天外洋，就是他一生郑重，得以善终。曾国藩家书记录，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骄傲，虽不是许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调侃……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七天过后又写信告诫曾国荃要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情况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能性措施。其意在打消当朝统治者对他们兄弟的担忧，表明他们忠于朝廷，绝无反心。

　　3、北宋因言开罪的苏轼

　　提起苏轼苏东坡，稍微读了点书的人，大概无人不知道此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造化偏偏弄人，所谓“世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东坡居士正是此中人。

　　苏轼才华绝世却一生坎坷、屡遭打击，与他直言朝政、讽时讥世有很大干系。比如他针对王安石变法中推行的青苗法，写了一首《山村》的诗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太过消费。又如《秋日牡丹》：“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首诗虽属闲暇之吟，但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皆犯了一个相同的毛病：多嘴。

　　苏轼等人因言开罪说明，言论向来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凡欲成事，必时候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与苏轼一样因言开罪的历史人物，险些举不胜数。现代的比如刘禹锡，比如杨修，现代的比如彭德怀，比如张志新，等等。

　　当然，世易时移，昔日职场与现代政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力戒长傲、多言，对于职场中人来说，仍是非常有需要的。因为隔墙有耳，世上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尤其是下属）说自己的不是，没有人会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置若罔闻。要时候当心那些“穿了件马甲，就当自己是王八”的人给你“穿小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