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身中心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看来，古人尤其是现代天子对人体的心理结构，拿捏得依然非常精准的。砍头，不过是一刀下去，血溅三丈，一命呜呼。而打屁股，尤其是执政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摁倒，脱下裤子，抡起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受刑者除了感受肉体痛苦，还要忍受精神羞辱，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头还要难受得多。
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天子那样热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要过饭、放过牛、撞过钟，受尽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灵也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当上天子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子”，为了让那些显贵适时“体验”民间痛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看法抛到九霄云外，对出身高贵的士大夫的恶意欺侮，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屁股）开始。朱元璋运用廷杖的目的很简朴，就是要“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看到士大夫们在血肉淋漓之中，一个又一个昂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天子式的报复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淋漓发扬。
朱元璋的子孙天子们承当了他的基因和衣钵，大都残忍、暴虐，没有人性，视臣属为粪土，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着头皮自动找打，这则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风的另一主要原因。自动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儿，但挨打过后能够被人“顶礼膜拜”，能够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美名和热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乐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
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张居正不用守父丧，留在京城持续当差，那是万历天子的意思，谁让年幼的天子转瞬离不开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较真，结果遭到了天子的白眼。天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场。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却得到了空前荣光，整个京城都会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保持是纲常，是伦理，是品德，是礼教，是国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像是只有他们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礼法的坚强捍卫者。事先，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路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为事先再红不过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效仿，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冒险以求得一杖，想通过这种捷径，这种屁股开花的特殊方式，达到“一鸣惊人”的无上境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其讨揍之发贱，其挨打之窃喜，其冒死之投机，其求名之卑鄙，其心灵之扭曲，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赵用贤竟然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不知廉耻的推向了极致。据史书记录，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厚，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依然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作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每次读《明史》至此，想到他这块风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恶心一番。中国文人之丑陋，之下贱，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让人作呕，最下三烂的事儿了。这，也能怪天子对他下狠手吗？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的生日。提前一天，玄宗赏赐安禄山金花大银盆等等无计其数的珍宝。贵妃也赐给安禄山几车的宝物。 在安禄山生日的当天，玄宗和贵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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