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身中心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看来,古人尤其是现代天子对人体的心理结构,拿捏得依然非常精准的。砍头,不过是一刀下去,血溅三丈,一命呜呼。而打屁股,尤其是执政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摁倒,脱下裤子,抡起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受刑者除了感受肉体痛苦,还要忍受精神羞辱,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头还要难受得多。
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天子那样热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要过饭、放过牛、撞过钟,受尽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灵也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当上天子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子”,为了让那些显贵适时“体验”民间痛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看法抛到九霄云外,对出身高贵的士大夫的恶意欺侮,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屁股)开始。朱元璋运用廷杖的目的很简朴,就是要“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看到士大夫们在血肉淋漓之中,一个又一个昂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天子式的报复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淋漓发扬。
朱元璋的子孙天子们承当了他的基因和衣钵,大都残忍、暴虐,没有人性,视臣属为粪土,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着头皮自动找打,这则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风的另一主要原因。自动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儿,但挨打过后能够被人“顶礼膜拜”,能够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美名和热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乐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
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张居正不用守父丧,留在京城持续当差,那是万历天子的意思,谁让年幼的天子转瞬离不开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较真,结果遭到了天子的白眼。天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场。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却得到了空前荣光,整个京城都会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保持是纲常,是伦理,是品德,是礼教,是国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像是只有他们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礼法的坚强捍卫者。事先,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路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为事先再红不过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效仿,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冒险以求得一杖,想通过这种捷径,这种屁股开花的特殊方式,达到“一鸣惊人”的无上境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其讨揍之发贱,其挨打之窃喜,其冒死之投机,其求名之卑鄙,其心灵之扭曲,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赵用贤竟然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不知廉耻的推向了极致。据史书记录,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厚,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依然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作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每次读《明史》至此,想到他这块风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恶心一番。中国文人之丑陋,之下贱,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让人作呕,最下三烂的事儿了。这,也能怪天子对他下狠手吗?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的生日。提前一天,玄宗赏赐安禄山金花大银盆等等无计其数的珍宝。贵妃也赐给安禄山几车的宝物。 在安禄山生日的当天,玄宗和贵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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