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内同志不搀杂个人感情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显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调查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报告工作，他也并不起身，持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报告，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空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摇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社交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影象中，1948年粟裕已往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聚会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依然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干系的私人友谊。同志干系就是同志干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干系上搀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相助同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体贴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一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干涉。他们的友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头时候，毛泽东总是信赖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干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所有，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干系。长期武装斗争，各束缚区彼此隔绝，迫不得已辨别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组织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笑逐颜开，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状况持续到庐山聚会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终两次“骂娘”。庐山聚会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大概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创建起深厚私友谊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而且伴伴伴随着热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

      民主人士很讲“朋友义气”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运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路，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干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事先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摇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气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返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tiger)，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浏览，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晓畅为何要放东屋。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一再打电话询问。
有一日，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向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最后依然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讥讽：“真有点小家子气。”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干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不为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保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开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father)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细语一声“我很吊唁……”
      毛泽东长期地、常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开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复书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复书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端正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挚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其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显示，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出来，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众所周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干系深厚友谊一切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knife)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开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干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行为：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故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儿。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细语着：“慢点，慢点，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绝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楚在目。
     就我十几年调查而言，毛泽东依然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独自相处时，最能显示出是普通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接见外宾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秃顶，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心里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