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的前半生》，作者：爱新觉罗·溥仪，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事先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朱紫。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减缓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之后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啦下场。我之后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终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注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注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纵然她突然之间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father)、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儿，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之后发生的事儿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大概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义正词严地创建公道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一切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事先我把一切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因为她的父兄给出的念头，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因为调换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因为她有了身孕而且快要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事先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干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事先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因为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行为，即另选一个“朱紫”。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汽锅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原文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汽锅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别离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