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实上，中心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

汉武帝（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汉唐为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

    靠着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汉武帝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统一了武装，还统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将中心集权的帝国制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全盛。领土既广阔，文化亦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陆，中华文明远播四海天下归心，汉帝国成为事先世界上最壮大的国家。

    然而，就在汉武帝的时代，帝国的危机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前面说过，帝国事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点则是集权。虽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汉武帝这个人，却多半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专制和独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为解脱，就连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也终于自杀。结果，此公驾崩之时，继位的竟只能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昭帝刘弗陵）。帝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废立天子的权力，从此落入外戚手上──先是为大将军霍光所掌握，后是为大司马王莽所把持。他们大概视废立为儿戏，大概视天子为玩偶。

    汉王朝虽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起死复生，但整个帝国已难再有起色，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后汉二百年的历史险些乏善可陈，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前面三个天子，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和章帝刘炟。其他那些天子，不是弱冠莅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来充数，其中甚至有四个天子连十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帝国的最高权力则或为外戚把持，或为阉人窃取，或为女主搅和。等到野心勃勃的军阀董卓，率领所谓“勤王之师”进京来杀阉人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汉帝国也一并杀掉了。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汉献帝重返洛阳时，竟是“百官披荆棘”，“饥死墙壁间”。武帝时的恢宏气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许，这就叫“盛极而衰”？

    这样一个历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诠释，并用多种形式（著作、论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往返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光辉被和汉一路并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大概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

    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新疆吐鲁番）、龟兹（新疆库车）、党项（甘肃西部）、土谷浑（青海）。维持通商友好干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宾（克什米尔）、康国（中亚细亚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葱岭之北）、泥婆罗（尼泊尔）、石国（中亚细亚北部）、大秦（东罗马帝国）。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另有高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渤海（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契丹（河北东北部及辽宁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国北部）、回纥（中国北部）、南诏（云南）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接待，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之后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另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是范围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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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前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保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主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现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公道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心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代王朝所承当，并视为干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向延续到公元1905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心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增强中心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主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心组织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私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天子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整体来治理国家。这个官僚整体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重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响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    因此，帝国制度创建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太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扈，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心，复收中心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天子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底子，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    唐代天子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返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会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会在这里宁静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边谈中国历史》）。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天子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过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天子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事个虚有其表的纸老虎(tiger)，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先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尘世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厚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现实上，中心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钮，也就不堪一击。最终，九五之尊的天子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另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终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快要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险些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