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陈伯熙编过一本《上海轶事大观》。我手里这本是上海书店2000年6月作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出版的。其中有“东洋茶室”这样一个条目，我先把它抄录下来——

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外洋，由领事强迫还乡，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短短170多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太懂了。这时，我突然之间之间之间想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国进口了一部日本电影名叫《望乡》。家里照例搞到几张票子，可是家中父亲(father)却反常了，不像以往那样放行，而是收回“禁足令”，说是里面的内容“不适合中学生看”。天啊，越是不适合中学生看的电影，中学生不越是要看嘛。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张票子在家作废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敢怒不敢言”。于是，我这个中学生就开动脑筋想办法，现在已经忘了是通过什么办法很快搞到了一张票子，居然进入电影院了。事先，懵懵懂懂地并没有完全看晓畅，只知道这是一部反映日本妓女在南洋遭遇的电影，只记取了那个曾经的妓女“阿崎婆”，另有栗原小卷扮演的那个漂亮的女记者。说实话，“阿崎婆”的故事当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多事”，“没有什么嘛！”而栗原小卷在相当一个时段里都是我的“梦中情人”，是我之后谈恋爱要找的“标本”。此话打住。

之后，在日本读了日语原版的《山打根第八号妓院》，才知道电影《望乡》就是据此改编的，才知道不仅仅是战争时期，早从日本江户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就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外洋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可是，我一向都没有看到有关日本妓女在中国卖身的资料。

这次看到了。就是开篇抄录的那段文字。时间，大清王朝的“光绪初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年间。地点，上外洋白渡桥。花小钱，芳龄16岁左右的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吹拉弹唱，“索笑调情”，多花几个钱，这些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真个销魂”。中国上海的纨绔少年们事先“寻芳者趋之若鹜”。之后，日本逐步壮大起来了，“不欲留此污点于外洋，由领事强迫还乡”，于是这边的“五陵少年”们收回了“人面不知那边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颓废却也有深情的感慨。

据说，日本明天一万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说过这样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要声明，我没有从福泽谕吉的原著上看到过这句话，那么闻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够讲出这么没有廉耻的话吗？纵然有念头，也不能说出来呀。我依然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谍报工作的日本人高桥谦在《中国时事》一书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绪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还带动了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因为“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一度下决定推行废娼令，但效果和影响并不理想。一则是外洋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外洋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头的问题成为空文，纵然领事们带返国一些妓女，这种废娼令也难见成效。

另有这样的故事。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