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纵然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心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为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天子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天子的御笔那么俗气。

    《隋书》上说他“勤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依然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纵然是痛贬他的史家，也迫不得已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举措，之后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先人骂为“炀”的天子，特别闻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代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闻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赞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天子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代的大举措，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之后的天子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之后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毋庸讳言，在事先，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都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陆地经济因为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底子，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举措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费储备，一已为甚，况且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

    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过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况且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聚集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陆地国家，无视陆地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制的框架里，只能相机行事，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事。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品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浪费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

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现实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品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效果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做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非常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先人耻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    不过，尽管如此，依然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对峙了半晌，最终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天子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忧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私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逮捕坐牢。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天子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为“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像是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天子写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突然之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什么时候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空上朝，见过天子，朱元璋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    到了清朝，天子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做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天子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